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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船從何而來?獨家專訪《覺醒年代》導演與總制片人

2021-06-03 04:23:19大公報 作者: 張寶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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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:《覺醒年代》劇照。

  說起中國共產黨的歷史,世人皆以“1921”為始,此可謂“知其然”,但對其“所以然”,卻鮮少濃墨書寫,內地電視劇《覺醒年代》填補了這一空白。雖然是一段“史前史”,由于風云際會,英杰群起,故事張力十足,更兼電視劇主創團隊的傾心打造,使《覺醒年代》成為了2021年第一部現象級劇作:甫一播出,即引發轟動;接續重播,仍熱度不減。近日,這部劇作的總制片人劉國華、導演張永新在北京接受了大公報大公網的獨家專訪。在深入細膩的懇談中,兩位幕后“大管家”解密了《覺醒年代》諸多不為人知的創作秘辛。

  說起建黨的標志,人們都喜歡提及那個頗富象征性的喻體─南湖的紅船。“如果說,這艘紅船回答了‘共產黨從何而來’的問題,那么,《覺醒年代》回答的便是‘這艘紅船從何而來’。”對于這部劇作的主旨與題材,導演張永新開門見山地說。

  6年打磨

  《覺醒年代》反映的是從1915到1921年這六年間的故事,也就是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,再到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個階段的歷史。“這部劇反映的是一個思想覺醒、文化覺醒的宏大時代,反映的是中國共產黨如何建立的歷史畫卷。立項之初,上級部門就要求,一定要把這部劇拍成叫得響、立得住、傳得開、留得下的精品力作。”總製片人劉國華回憶道。巧合的是,為了寫好這六年的故事,編劇龍平平打磨劇本也用了將近六年時間。

  “好劇本是一個好的基礎,但如何精準呈現那個時代思想流變的過程?如何用可親可感的方式入得觀眾的眼?則是我們進行二度創作時面臨的最大難題。”張永新說,“我的一個指針就是:要做一部活生生的劇,也就是讓角色‘說人話、辦人事’,呈現出人物鮮活的個性。”

  事實上,《覺醒年代》的劇中人非同一般。陳獨秀、李大釗、毛澤東、周恩來、蔡元培、胡適、魯迅……隨便請出一位,都是在中國近代史上響當當的大人物,甚至說都是一部戲當仁不讓的“男一號”。但這一回,眾多“男一號”們卻要在一部戲里競逐風流。“處理不好,就會造成角色的扁平化,甚至會引發觀眾的質疑。於是,如何準確呈現主要人物的風骨,便成了我們下功夫最大的地方。”張永新說。

  180天猶疑

  如果說,“搭建好劇中人”是導演面臨的第一道考題,那么“搭建好劇組人”就是製片人需要跨過的第一道關口。如今回看,《覺醒年代》氣勢恢宏,質感十足,戲劇性佳,真實感強。給人感覺,從臺前到幕后,整個團隊十分聚氣給力。但只有劉國華知道,為搭建這個團隊,自己經歷了多少次“三顧茅廬”。

  “成功拍攝一部作品,簡單說就需要本子、班子、票子。在劇本和投資都有了著落的情況下,盡快搭建一個強有力的團隊,就成了最重要的問題。而一個團隊的核心就是導演。于是我第一時間撥通了永新導演的電話。”劉國華回憶說,最初張永新爽快應允。不過,隨著對劇本了解的逐漸深入,導演開始產生猶豫。

  《覺醒年代》主題宏闊,人物眾多。要在浩如煙海的資料中梳理出思想流變的線索,在革命先驅、文化大家中找到彼此深層次的牽連,要對人人皆知又似乎又不甚了了的眾多“名場面”進行視覺呈現,要在政治性與藝術性、歷史性與生動性上做到最佳的平衡,如此種種,完成《覺醒年代》這道考題,難度可想而知。

  張永新回憶說:“開始我對這個題材很感興趣。后來,我開始擔心自己能否駕馭得好。最后,國華找我做了一次長談。關于這部劇會是什么樣子,應該是什么樣子,以及影視人的責任與雄心。”那次長達四個半小時的聊天,徹底堅定了張永新一定要站上考場、交上佳作的志氣與信心。而從兩人第一次通話,到真正著手組建團隊,制片人、編劇、導演之間的溝通與商榷,足足用去了半年時間。

  16字“方針”

  張永新確定“操盤”之后,劉國華又逐一邀請各位主演,大家的猶豫出奇地相似。能否演繹好這些名望如山的巨人?能否呈現出人人心中有的那些“名場面”?很多演員望而卻步。一次談,兩次談,劉國華自比像“說客”一樣,激活了一個個主創人員心中的創作欲望。

  “我能理解,正是由于各位老師對那段歷史充滿敬畏,對這部戲充滿期待,對自身的儲備和能力又十分謙虛,所以他們才會一次次婉拒我。”劉國華說,但先驅的故事擺在那里,先人的精神激勵著他們,對高峰作品的企及欲也“撩撥”著他們,于是,他們最終走到了一起,大家是那樣的心氣十足、滿懷熱血,彷彿劇中人一樣。

  為了增強劇作質感,劉國華和張永新邀請中央美院、天津美院聯手創作了一批精美的版畫插畫;為了凸顯角色的底蘊與氣度,邀請詩詞專家為于和偉(劇中陳獨秀扮演者)設計高唱《定風波》;為了精準還原歷史上的“名場面”,邀請外交專家把關巴黎和會等重要場景;為了客觀呈現“南陳北李”所在的地域特點,邀請民俗專家對入畫的各個細節進行“掃描”……就這樣,一部精品力作在“各路神仙”的保駕護航下,成功“過海”。

  從第一次開機八個月時間,到第二次補拍,再算上后期剪輯,《覺醒年代》劇組一共用了三年半的時間,以“精雕細琢”的態度和水準,完成了這部大戲。如果算上編劇撰寫劇本的時間,整整是“十年磨一劍”。劉國華透露,全劇組在創作過程中始終堅持十六字方針:“如履薄冰,抱定宗旨,全力以赴,盡善盡美”,“現在我們可以說,這些要求我們基本做到了”。

  300雙眼睛

  《覺醒年代》中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:李大釗站在火車頭上,向數百位工人兄弟介紹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。“我當時向執行導演團隊提出要求,就是要從所有演員的眼睛里看到精氣神。”張永新回憶說,現場三百多位群演來自五湖四海,對於他們能否準確傳遞出那種情感,自己心里并沒有底。

  拍攝現場,當李大釗喊出那句著名的臺詞“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,我們自己的國家,我們不愛,誰愛?”后,張永新發現現場瞬間凝固了,所有人都像怔住了一樣。而他在監視器后面清晰地看到,所有演員的眼睛都是晶瑩剔透的,很顯然,大家都被那種氣氛感動并融化了。以至於當時張永新數次喊停,現場所有人竟然“無無動于衷”。

  “那一刻,我真真正正體會到了同為中國人,彼此之間心靈的相通與交流。”張永新說,是那句臺詞擊中了每個人的心,是那段歷史感染了每個人的情,也許這就是《覺醒年代》最動人的地方。

  飽含深情/鏡頭內外俱灑淚

圖:劇中陳延年退場時,字幕簡要地介紹了其生平。

  “在拍攝過程中,我和導演經常在現場或后期機房中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兩個大男人,忍不住流下熱淚。”《覺醒年代》總制片人劉國華回憶道。

  《覺醒年代》是一部歷史劇、正劇,某種意義上也是一部“男人戲”,但是這并不妨礙它飽含的深情。劇中陳獨秀送別兒子時,隱而不發的濃濃父愛;“南陳北李”相約建黨,面對餓殍遍野時的嚎啕大哭……凡此種種,父子情,同志情,都讓劇組人員深深動容。

  “鏡頭前,演員噙淚;鏡頭后,導演灑淚。”劉國華說,這種沉浸式的拍攝,既給觀眾帶來了沉浸式的體驗,也打開了當代人與歷史先驅們隔空對話的窗口。

  劇中每個人物退場時,屏幕都會給出簡要的字幕,概述其一生貢獻。在陳獨秀之子陳延年英勇就義后,屏幕打出的字樣包括:“寧死不跪,被亂刀砍死”。“我第一次看到這兩句話時,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。”導演張永新回憶說,當年,陳延年也不過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,他也是血肉之身,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撐著他,在面對敵人屠刀時,可以昂首而立?“我想,他的心中一定有一團火。”

  張永新說,盡管電視劇播出后,收獲好評如潮,“但我以為真正的精彩是歷史的精彩,我們只不過盡到了一個影視工作者的本分而已。”

  精神遺產/觀眾完成二次創作

圖:《覺醒年代》受到年輕人的熱捧。

  《覺醒年代》播出后,劇組也收到了很多觀眾的反饋。“從耄耋老人到翩翩少年,觀眾們都給予了寶貴的肯定。”總制片人劉國華說,特別是年輕觀眾的追看與熱捧,更讓劇組深受感動。“以往我們總覺得,歷史劇和主旋律是不是天然地和年輕觀眾有距離?這一次我們真正明白了,這其實是一個偽命題,這種距離只不過是人為設置的一道杠而已。”

  按劉國華的話說,劇組在拍攝過程中,下足了“笨功夫”“苦功夫”“硬功夫”,在史實中抽取細節,在人物上挖掘靈魂,“我們要求自己做到‘細節控’,最終我們用大量的細節,做到了尊重歷史、還原歷史,尊重觀眾、奉獻觀眾。”

  這部劇對青年的教育意義,劉國華與導演張永新都談到,“百年以前,陳獨秀、李大釗、毛澤東、周恩來等先輩,他們就是當年的八十后、九十后、零零后,他們也是曾經那個少年,但是為了國家,他們舍棄小我擁抱大我,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。年輕觀眾或許正是看到了這一點,才深受感動,才有了覺醒。”

  張永新說,在那樣一個波譎云詭的時代,先輩們完成了了不起的壯舉,展現出高貴的精氣神。因此,真正打動觀眾們的,應該是先輩們身上那種偉大的人格,這也正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可貴的精神。“所以我一直有一個說法,作為創作人員,我們完成了這部劇的第一次創作,而我們的觀眾朋友則完成了這部戲的第二次創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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